读吴伯箫《菜园小记》回忆之美

    在散文作品中，回忆类散文格外多，且往往写得好，写得美。回忆是对过去的重新体验，回忆是对往事的审美创造。吴伯箫的《菜园小记》写于１９６１年，而作品所描述的种菜情景发生在１９４１年，整整相隔了２０年。作者在谈到写这类回忆散文时说：“回到延安写战地见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现实生活，有些可以因景生情，即席赋诗为文，有些就不行。往往要后天写前天，２０年后写２０年前。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等多久。《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８年；想写，拖了２０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吴伯箫：《无花果》，《文学评论》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吴伯箫原是一个乡村教师，抗战爆发后的１９３８年辗转抵达延安，从此投身革命。他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参加抗日文艺工作组随军到晋东南前线工作。１９３９年５月回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任秘书长。１９４１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任科长。１９４２年５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坚定了为工农兵创作的文艺方向。他在延安生活、工作了整整７年，在那里入党、提干，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一个崭露头角的散文家，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在写《菜园小记》的１９６１年，吴伯箫已经５５岁，当他回首２０年前的延安生活时，他再一次感受到革命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的热火朝天，感受到当年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更体验到青年时期的激情、力量和美好，大生产运动中的纺纱、种菜、唱歌等一些久远的画面，又鲜活地闪现在眼前。其实，读了《菜园小记》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当时的延安生活作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处理，那时的延安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干部、战士以及民众的生活十分艰苦，但作者突出描写的是大生产运动中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快乐的劳动场面。当时的种菜情景，也经过了作者现在的“回味”、“洗炼”、“典型化”和艺术改造，已是人到老年的回忆了，带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老年人的平和味，其间的种种感受未必是作者种菜时的全部感受。回忆使生活变成了美的艺术。  

    作者种菜时的历史情景是，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加特务的“总力战”。两年中，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５次“治安强化运动”，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达１３２次，万人以上至７万人的达２７次，有的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残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疯狂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破坏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日本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下，国民党大批军政要员投降了日军。国民党政府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起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在日军的指挥下，国民党以数十万大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加之华北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在缩小，人口在减少，部队的兵员在缩减，生产和生活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及驻边区的部队，在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下，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  

    试想，在那样一个战争年代开展大生产，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少劳动，悲观失望的情绪也肯定存在。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的过来人，对当时的艰难困苦也一定记忆犹新。但他在写这篇《菜园小记》时，把当时战争的烟云、根据地军民生存的艰难、开展大生产的种种困难，都作为背景过滤掉了，因为他同当时的生活已有了２０年的时间距离或者说心理距离，他可以更从容地去感受和思考历史，而感受最强烈的、可以变成一种美的东西的，是当时的劳动--劳动之美，是当时的自然景物--自然之美。于是他动情地写下了那一方果园中的“五彩斑斓”的菜园，菜园里那一眼如“童话里的宝瓶”般的石泉，还有那细致、累人但却充满乐趣和希望的种菜劳动。